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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击病毒的时候，应该还有社会科学在场。让信息公开透明充满希望，可以体现传播学者的作用；如何帮助消除恐慌心理以及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可以体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的作用；如何看待“封城”禁令后“出逃者”的法律责任和隐私被公开问题，可以体现法学家的作用；用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段子来化解恐惧、排解郁闷，可以体现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用。

　　既然恐慌是一种心理，那就心病还须心药医。社会学家、传播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民俗学家，甚至作家都可以发挥正向作用，或向政府建言献策，或对民众进行心理干预，或对当前疫情提供各种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认识仍然是有局限的。在面临生死问题时，科学和技术有时也会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文明的引导提高人性的境界，但也决不能过高估计脆弱的人性，只有基于真实的人性尺度来考虑问题，才不至于应对失策，酿成恶果。

　　如何正确认识谣言带来的恐慌问题，正是社会科学要研究的。不信谣，不传谣，隐含的逻辑就是谣言是虚假的、有害的，甚至是可恶的。但怎么解释一些被处理的谣言最后却发现传播的是事实这一情况呢？所以我建议改用更为中性、其主要特征只是未经证实的“流言”一词，来取代通常被认为虚假有害的“谣言”，并将流言细分为未经证实、等待确认、等待研究、确有其事、确认谣言诸类型。不作这种学术上的区分，甚至把一些玩笑也纳入谣言范畴，就不能正确认识有社会意义的流言和人人喊打的谣言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尚无有效药物治愈新冠病毒时，传播用食盐水漱口、喝板蓝根、熏醋、开暖气或空调，吃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甚至抽烟喝酒可以预防病毒、中药配方能治疗肺炎等流言，很多人其实也知道没有真正的效果，或未必可靠，却可以在不安状况中起到心理安慰效果。从民俗学或者流言研究的角度分析，是一种因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和不安而发生的趋利避害行为。

　　对这些有助于减少心理恐慌的“民间秘方”，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者可以同时让心理学家和民俗学家来阐明它的心理价值和民俗价值，这样比简单的辟谣效果可能更好。只有引起恐慌，会带来严重负面后果的流言，才是我们要真正认真对待的谣言。而像“白岩松今晚专访钟南山”这样的流言，则分明无误地传递了民众渴盼权威出来说话的信息，更值得有关部门思考。这也提醒我们，非常时期，是否可以将新闻发布制度化、日常化，以阻断不良信息的传播。

　　每次伴随着重大疫情，都会出现大量的流言和谣言，但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对策，还不够深入。辟谣不是为辟而辟，不分轻重罗列一大堆，却不对其中真正恶意有害，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流言作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的辟谣，只能算是粗放的、聊胜于无的“1.0版”，离真正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并达成有效控制和应对还相去甚远。为此，笔者一直呼吁成立真正有权威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流言研究和控制中心，俾使紧急状况时派上用场，这在国际社会已有成例。

　　而当一场病毒危机有可能发展成社会危机，引发十几亿人恐慌的时候，我们亟须社会科学的干预。

　　请让我们的记者更专业更精准地报道现场真相。试想：如果没有记者和各种文字记录者，没有传递政府和各方消息的各类媒体，没有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信息，我们还会这么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不出门吗？又试想：如果没有“从卧室到厨房的旅游线设计”“伦敦大瘟疫自我隔离诞生了牛顿，我们等着诺贝尔奖诞生”之类的各种调侃，宅在家里的我们是不是会更加烦恼和不安？当然，我们更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严肃的建设性方案，来化解我们共同面临的疫情危机。

　　吐槽、问责和深层次的反思都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不妨刷一下专业、责任、理性和良知的“存在感”。这里再强调一句，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在面临重大社会危机的时候，社会科学在挽回社会资源损失甚至经济损失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中国报业》杂志（2月上刊）